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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教师
到哈佛念中国近代史，主要的标的等于陪伴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师。我当年亦有此想，但很快就发现自已的意思意思更接近想想史，是以自后拜史华慈教师为业师，但是在考博士面试时仍请费教师主考我的中国近代史，以示对他的尊重，其实我并莫得选修他太多的课，大多是旁听。
费教师是当年好意思国汉学界的“太上皇”，此乃举世公认，咱们学生暗里也常用他中间的名字——King为外号。他为哈佛本科生开的两门课最为叫座：一为“近代东亚文化”（俗称“稻田课”：Rise Paddies），一为“中国近代史”；前者是和当年日本研究的泰斗（后任好意思国驻日大使）赖肖和教师（Edwin Reischauer）合开的，两东谈主为此课所写的两本教科书：《东亚：大传统》（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和《东亚：现代的改换》（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亦然咱们当年研究生必读的“圣经”；前者为“旧约”，后者为“新约”，可见其执行之谛视。尤其是后者，咱们都把它当“史实”来读；所谓“historical facts"，那时咱们肯定不疑，是以事无巨细，咱们都读得滚瓜烂熟，致使连费教师的浅近有劲的文学也背下来了：比方讲到一八七O年“天津教案”的一段中，就说（粗心如斯）：“英国领事举枪向暴民射击，不中，再射一枪，击毙……”，那时我最赏玩的等于这“不中”一语，英文唯唯独个字：“Missed”，逼真之至。
这类历史细节是费教师的特长，他讲课亦然如斯，语调干枯而精好意思，神情毫无神气，上课开讲先来一句："Ladies and Gentlemen”，坐窝干预正题，绝不浮滥时期，更莫得妄语或“转弯”（digression，这少许和史华慈教师只怕相悖）。据闻他第一次开“东亚文化”大班课的时候，为了激发低班学生的意思意思，往常辅以幻灯片，他在第一堂课放的第一张幻灯片等于一张中国的稻田图，然后他不动声色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块稻田，这是一头水牛……”，学生们因此把此课叫作“稻田课”，是哈佛有史以来持续最久（从五十年代直到现今）的课程之一。
费教师教的“中国近代史”天然愈加仔细，又以宣道士的举止以及晚清自“同治中兴”（大略想要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失色）以后的更始开通最为谛视，是以学界每每把费氏的表面归纳为“西方影响与中国响应’（Western Impact and Chinese Response)的模式，自后引起不少品评，无须我在此赘言。他的这个模式，显著得自当年社会科学上极为流行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表面，也许受了韦伯（Max Weber）的影响，特重轨制上的“合理化”和“效果化”，而莫得“东谈主味”；换言之，他莫得把东谈主的身分和文化的复杂性列入商量和究诘，是以他的书读来干燥无味。所幸他的英文文笔甚佳，因此我竟然把他的教科书作我的“英语读本”，配以史华慈的名著《富强的追求：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一简一繁，态度强硬。我的英文学术文学，在特意不测之间，都是从这两位教师的文学学习衍变而来的。自后又加上夏济安和夏志清二师的文学笔法，经我多番引诱雕刻以后，都成了我的写稿文学。有东谈主说我的英文写得可以，其实都是苦练—背诵、临摹和吸取—出来的，淌若有迹可寻的话，这条线也许可以从台大外文系课上学来的兰姆（Charles Lamb）和丘吉尔（大四选曾约农先生的翻译课，以丘翁的演说泽为讲义），拉到在好意思留学本领的汉学界威信、再引到自后读过的一批东谈主文气味较浓的品评家如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巴赞（Jacques Barzun）和史丹纳（George Steiner）等东谈主，我每每把他们的书番来覆去地读，得当体会其行文和推理的妙处，然后再占为己有。我的学习语文心得是：只消下苦功，文本致使一知半解都要死背，日久就会奏效。看来这一代的年青学子比我聪慧多了，不愿下这个死功夫。
从费正清的治学转到他的文学，似乎和我的主题风牛马不相及，其实这正是我的主题。从在哈佛第一二年向费正清教师求知的训诲，我得当悟以另一个“真谛”：其实历史亦然写出来的，一个学者的写法每每和他写的“史实”之间有密切关系。（自后读到Havden White的“后设史学”表面，讲的正是这个道理。）费正清的文学是从“史实”的叙述开赴，或将之放在“前程”，而在史实的背后衬以“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表面。淌若他读过韦伯，亦然为了学非所用，而莫得看到韦伯“现代化”表面的另一面——所谓文化上的“disenchantment”——一种传统宇宙不雅的“去魅”，这是个极大的危境，但费氏在坚固的史实叙述中莫得把这种危境感推崇出来，这是我读完他的论著青年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理是他把轨制的更始置于“情面”之上，西方的轨制干预中国以后，产生的反响亦然相应的轨制，比方他淋漓尽致的清朝社交“朝贡”轨制和西方之不对、以及同治中兴以后应时而生的“总理列国是务衙门”和海关，齐是彰着的例子，后者的总监Robert Hart临了致使成了费氏心目中的伟东谈主。
我的这种想想上的起火心理，和费教师的政事态度无关。我似乎早已把我的社交官梦忘得鸡犬不留，致使对于中好意思关系的问题也装疯卖傻。我领略到的费教师其实是清史大家，而不是社交参谋人（天然他因其地位之尊不得不上演这个变装），而他的学问是在给研究生上的“清史档案”一课上才展露无遗，因为他可以从这批多数的档案中探究清代统率阶级拼集西方列强的设施。可惜我我方莫得选这门课，如今想之不振莫及，不然我大可细读这些“文本”，而从清东谈主文学神态中去体会那时的政事想想。于今咱们仍然认为治中国近代史的史家对于“文学”不够宠爱，也许这又是我的文学细胞在脑中作祟吧。
我终于忍不住向费教师发炮了。在他开的一门阅读课中我斗胆地借义和团为题发表我的谬论：为什么费氏的书中对于义和团的论说基本上都从西方宣道士的态度开赴？为什么义和团的“奉民”都是莫得嘴脸的暴徒？这批低基层东谈主物的“心灵宇宙”（mental world）如何刻画？他们的入教典礼（和太平天堂相通）是否值得仔细研究？换言之，文化东谈主类学这门学科如何莫得干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畴，而仅仅一味抄袭西方“现代化”的表面？临了我竟大夸口皮地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东谈主在那里？！”此语一出，班上的同学都很暴躁，认为我这个青年小子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是费教师听后，非但不以为怜，况且还露馅他荒原的笑颜对我说：他也嗅觉到这个错误，是以正想说动史华慈教师和他互助，另写一册教科书。
从此之后——大略是我入学后的第三年——我和费教师的关系开动接近起来。他公开称我是一个“逢场作戏者”（free spirit），可能指的是我在为学上的开脱心态吧，我从此也更以此自居，得当在想想上寂然起来，不再统统信赖教师说的话都是不移至理。而费教师似乎也对我欺软怕硬，非但请我（天然也有其他东谈主）到他家的茶会——每周三下昼定时举行，我也因此认得他的夫东谈主费慰梅女士（Wilma Fairbank）——况且不啻一次请我和少数研究生在周末到他的避暑山庄（在近邻新罕普舍州的弗兰克林）去小住，因此也领略他夫人收养的两个儿子，使我深深体会到费教师情面味的一面：对她的儿子夷易可亲（其时他已六十多岁，而他的两个儿子尚未成年），而对他的夫东谈主和老母更是羡慕有加，在这一方面他是典型的正东谈主正人。因为他设立微贱，是以自少养就糊口朴素的风尚。咱们几个学生初抵山庄不久，他就带着咱们去砍柴，膂力行状数小时，有一次他还最初跳进一个泥泞的小水池中，要咱们先洗一个“天然澡”。行状过后，浅近的晚餐吃得也格外承诺，晚餐后闲扯一阵（每每是他夫东谈主的话多），他就赶早睡眠了。第二天早晨他一早起身，坐窝到他的小书斋（在住屋近邻）去职责，整天除三餐外不出雷池半步，据说是数十年如一日。而费教师在周末除外的职责日糊口更是严谨，每天赶早起身，大略在六时支配，七时不到——致使在漱洗时——就开动逐个打电话给他引导的研究生：论文写得如何样？什么时候写完？有什么问题？我个东谈主自后写博士论文时也有此训诲，他的学生无一避免。上昼四个小时他绝不上课或见东谈主，而是独自躲到他在怀特纳总藏书楼（Widner Library）中的书斋中去看书，每寰宇午才去上课、上班和处理劳务。他的住所——Winthrop街四十一号——距离藏书楼仅数百步之遥，分散不到五分钟就到了。自后他对我说：“几十年来我省下不少时期！”又谆谆警告似地说：“以后你们教书忙起来，每天能抽出两三个小时念书就够了！”我于今奉为金口玉音，但读起书来恐怕莫得他那么专心。
费教师干事效果之高，到了惊东谈主的地步。他的女文牍亲口对我说：他每天要口述灌音数十封信，由她打字后今日或次日一定签名寄出，况且有信必复，我自后也和他通过信，并从他的复信中学习他如何造词用字。他干事条理井然，况且事无巨细一定躬行料理。自后我毕业前任教时发生在好意思居留问题，他竟然为这小事躬行打远程电话为我向华盛顿的官员求救，处罚了我的问题，更勿论学生的行状、求职或央求研究费等等杂事了。他的学生甚多，完结每东谈主都告成找到职责，独我例外，因为我不想找职责，自后照旧因别东谈主不可到任而被逼去近邻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一去教书。铭刻我那时论文尚未写就，各样无奈，竟条件先到欧洲去“游学”半年，
韩国主播并找寻写论文的“灵感”，然后才去教书。费教师非但欢然搭理，况且还为我弄到两千好意思元的奖学金去欧洲列国游历。铭刻我成行赶赴见他致谢，他给我三封信，要我在合当令机交给他的三位欧洲汉学界的一又友。其中一位是当年在伦敦执教的Stuart Schram教师（后以研究毛泽东享誉学界），铭刻我把费教师的信拿给他，他看后大笑说：“看来费教师要我带你到酒吧去喝酒，他说你是一个free spirit！”
我并非费教师的及门弟子，但他却处处不忘普及我，他的夫东谈主费慰梅（我一直叫她慰玛）更是如斯。缘故之一是我的博士论文，我想研究至少五六位“五四”时期作者的纵欲心态，而费教师只消我研究徐志摩，天然我又莫得听他的话。在写论文的流程中，我才得知费氏夫人年青时曾是梁想成和林徽音的知心，我致使臆度连费正清也和当年仰慕林徽音的几位中国常识分子相通，拜倒在她“石榴裙下”。慰玛更是林徽音的闺中密友，两东谈主数十年间一直有书信斗争，自后慰玛以这些书信为基础写成一册书，就叫作《梁与林》。自后我受慰玛之托接洽汉文译本的事，因此简直每周日都会去拜访她，那时（千禧年前后）费教师还是死灭，慰玛把他的相片和文章放在床边，每每拿来望望，令我十分感动。更从慰玛的一丝一滴的口述中，感受到这位我一直不敢打抱抗拒的大教师情面味的一面。他的两个收养儿子更是对他的恩情耿耿于怀，她们二东谈主（Laura和Holly）一直事父母至孝。大儿子学照拂，二儿子学跳舞。作父亲的尽头为二儿子在他们的农庄建了一间面积颇大的练舞室。大儿子自后也子女成群，住在近邻，时而和我碰面，我因此也得当把慰玛视为母亲，致使比对我我方的母亲更亲。
费正清教师死灭前数年曾有一次腹黑病，幸亏康复，他痊可后发给每东谈主一封公开信，内中叙述他浩劫不死的经过，备极幽默，逸趣横生，对于家东谈主更是亲情毕露。他死灭前一个礼拜才刚完成一册书的稿子，据慰玛说：他躬行把稿递交哈佛出版社后就闲散地夙昔了，似乎大功还是告成，了无担心。昨年慰玛以九十余岁乐龄物化时亦是如斯，据Laura告诉我说：慰玛饱受病床之苦，有一天她把两个儿子和她们的家东谈主都叫到身边晓谕说，再活下去已没特意旨，于是当晚就闲散地过世了。
那时我身在香港，自后她的追忆会我又未及参加，是以尽头写了一篇祭文，暗示哀痛之意。费教师辞世时曾写过一册自传，书名叫China Bound（《归于中国》），据说出版后他的学生都纷繁在书后查询有无我方的名字。我天然无此黄粱好意思梦，仅仅认为对费教师多年的扶携和关怀感到一份歉意。据说在他葬礼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都来了，我又缺席。也许，在他眼前我总有一份汗下，不像和慰玛相处那么天然。
史华慈教师
想起我的教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每每有一种欲哭无泪的嗅觉。我曾写过文章顾忌他，也在另一册对话斡旋谈到他，但总认为不可得其全貌。也许，我回首中的史华慈都是一些细节和碎屑，无法串通在沿路形成一个全体。此文亦然。
我也曾说过史华慈是一位伟大的狐狸型的教师，因为“他从来不信赖任何一个系统，或一种唯独无二的想想步伐。他相称怀疑，怀疑这种那种系统的可读性，或者某种系统放之四海而齐准”。是以他讲中国历史的时候，也从来不把中国的想想一身成一个系统来看，而将之放在一个相比文化的框架中讲出来——也许不可用“框架”这个管理的字眼，而应该用“头绪”（context）这个意旨更广的字眼，它至少有两层涵意：一是想想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包括想想家），一是某种想想和归并时空或不同期空中的其它想想间所组成的关系。史华慈教师每每兼顾这两个层面，是以他的学问也博大精粹，但是乍听起来却似乎散洒落落，竟无头绪。
我就心爱他的这种“天马行空”的论说设施，况且多年来把它当作我个东谈主教书的“商标”，致使有时有益把想法打乱，搞得更复杂，以刺激更深层的想想探讨。自后我把这一套功夫放在文本的分析上，更认为散逸万分。但是，从某种严格的设施论态度看来，就有点“不成情势”了。我也不可把我的教师的想想设施世俗地简化为散洒落落，其实他是自有章法的。他的章法之一等于他所有这个词学生都很熟习的“两边面”辩证法：分析一个问题必会“从一方面看”（on the one hand)，再从“另一方面看”（on the other hand），如斯两边面彼此辩证下去，越挖越深，却从来莫得论断，而是把问题演形成“问题组”（problematique）。绝非“正反合”式的世俗黑格尔辩证法所能综合。有东谈主说这种设施出自犹太文化的传统，我只可姑且听之，但我我方并非犹太东谈主，我也怀疑任何民族有其固有的想想方式。
走笔至此，已近一千字，却还莫得干预我叙述的主题。其实这亦然我有益援用我的业师设施来向他问候，因为他每在开讲或论文开动就会把某个问题反复辩证透露，然后才干预主题。
我第一次听史华慈的课，是在我入学哈佛的第一个学期，课程似乎是“中国中古想想史”，还铭刻他常带着一册汤用彤的学术专著，但在课上从未翻阅。但是，史华慈上课，从哪个时期开动讲并无所谓，他可以在十分钟之内把问题“扯开”了，到更广更深的条理。他这一招就把我镇住了，原来中国想想史可以这样讲！原来中国想想的贮蓄如斯丰富！（那时我在“下意志”之间照旧有点瞧不起中国想想，致使看统统套冯友兰的《中国玄学史》也并不佩服。）史华慈在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之内就为我展示了一个常识的“新大陆”，而这个新大陆等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此之后，我毁灭了来好意思国念中国研究是占使宜的想法，而把中国研究当作一个探讨所有这个词学问的新开端。
我和同在哈佛攻读中国想想史的张灏和杜维明不同，他们本来等于历史系或汉文系设立，根原本来就厚；我却是个谈地的半路披缁的外行人，本来学的是外文，况且大学四年也从来莫得猜测念中国想想史。但是，意思意思每每是不自知的，咫尺细致起来，我对想想史的意思意思早在芝大听摩根索教师的课上就“隐现”了——那时是一种对于社交学或政事学的对抗——我想挖掘浮面政事形态背后的文化配景和想想源流，这就和文化史与想想史搭上了线。我的中西文化认可危境虽是留学本领多年困扰的问题，但史华慈的课也早已为我打下另一个“认可”的基础：其实我无须差别中西，因为这两个不雅念都不浅近，而史师处处不忘教唆咱们：所谓“西方”（the West）这个名词仅仅为了便捷才用的，在想想史上莫得单一的“西方”而唯独几个不同但相干的文化传统，最进击确天然等于希伯来的基督教传统和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而这两个传统和中国传统之间并无所谓“影响和响应”的关系，而是某种平等或对称，可以彼此“照明”，是以史师常在堂上提到所谓“Axial Age”的问题：指的是中西两边在上古都资格过一个想想上的后光期间（对于这个问题，自后张灏曾为文踵事增华）。
二零零二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客座，适与张灏为共事，咱们往常谭到咱们的“班教师”（Benjamin的旧称是Ben）——这个名字我亦然一直不敢迎面称号他，但经他再三蛊惑之下，直到我也在哈佛任教之后才敢称他为Ben，因此也更拉近神志上的距离。我当了教师以后，每次见到这位班教师，都有一种向他倾吐——致使“告解”——的冲动：恨不得把脑海中的听想所感都告诉他，请他指破迷团。其实这种嗅觉早在学生期间就有了，开动时不敢接近他，因为认为我方很不及，对问题的领略不够全面也不够潜入。自后选他专为研究生开的“研讨班”（seminars），得当可以和他作近距离的究诘了，但仍然经过一番坎坷。
铭刻我选的第一门研讨课等于史华慈和另一位教师林伯克（John Lindbeck）合开的“现代中共政事”（史教师身兼历史和政事两年，也在两系开课）。第一堂上课就由两位教师开讲，林伯克教师只可谈谈研究府上，而史华慈却把所有这个词这个词中共政事当作个大问题来谈，和讲想想史相通有深度，也相通复杂，对我这个来自台湾对中共无所知的东谈主（除了在芝大课上所取得的一鳞半爪之外），确切胡作非为。但是这堂课又和芝大的研讨课不同，两位教师并莫得指定看什么书，第一堂完结就放胆，由学生各自找府上研究，直到学期快完结才又聚在堂上答复。这种教法亦然我一世荒原，咫尺是行欠亨的。铭刻我于课后一派苍茫，写什么题目呢？只好硬着头皮去见史教师，他传奇我是外文系设立，似乎对中共文学有点意思意思（那时我在台大的业师夏济安先生也刚开动作中共文学的研究，偶有书信往复），就方寸大乱地提到延安文艺整风问题，内中有个接洽作者萧军的个案，于是我坐窝到藏书楼去找萧军的府上，不但提交论文况且自后把论文改写成博士论文的一章。我用的角度很尽头：不把萧军视为政事整风的一节，而把他的想想行径当作一种左翼文东谈主的纵欲心态，由此而和党的整风计谋浮松。这个特有的不雅点，竟然取得两位教师的激赏，从此奠定我研究现代作者的意思意思。
从此我和这位业师也结了缘，我形成了他部属的“文学爱好者”，他每次在班上提到文学艺术都要向我望一眼。自后我胆子也大了，待到再选他的另一门研讨课“中国近代想想史”时，就决定研究林纾（林琴南），原因是要和业师分庭抗拒：他研究严复——一个晚清想想界的翻译家，我天然要研究林纾这个晚清文坛的翻译家。没猜测四十年后，我的研究又回到这个老题目！林纾生前译了不下一百多本演义，我那里找得全？更读不完，只好以瞽者摸象的设施摸到林译的两个英国作者：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葛德（Rider Haggard），以此代表近代西方文化上的两股想潮，一文一武，态度强硬，我写来也十分得自应手，其实并莫得下过太大功夫掌持林纾的府上也莫得究诘他的古文文学。不虞班教师阅后大为激赏致使在藏书楼碰见到我，也迎面赞之连续，令我有点无地自容。因此这一篇论文也干预我的博土论文成为一章。自后为了“搭配”林纾，我又加上一章论苏曼殊，把二东谈主当作五四纵欲文东谈主的“先驱”。此是后话。
业师研究严复多年，临了终于出版，名曰《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篇首是他的共事哈慈（Louis Hartz）尽头写的一篇弁言，内中指出此书非但对中国近代想想史大有孝敬，况且更进击的是经由严复翻译的研究使得西方开脱想法的传统取得一种簇新的阐释。换言之，史华慈用中国想想的例子“照明”了西方想想。最近有东谈主再行研究严复的译文，发咫尺好多支节上严复可能是有益误译的，因此也再次讲明了班教师的灼见真知，尽头是在该书究诘严复译赫胥黎和斯宾塞的两章，严复在晚清追求“富强”的想潮影响下，把西方个东谈主和集体的关系“诬陷”，而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本元素，以之组成国度富强之本（粗心如斯，可能因咫尺身边无此书而有所简化）。我那时读来焕发荒谬，把买来的硬装本读之又读，密密匝匝地注了又注，圈之又圈，还用红蓝两种笔画线，把几段进击章节简直背了出来。是以我在上章中说，我的英文文学脱胎于对于两位业师的临摹：费正清的文笔言简而意赅，史华慈的文笔则散出一股玄学性的丽都。非但句子甚长，况且还用了不少“大字”，法文（ressentiment），德文（weltanschaung）和拉丁文齐有。自后我才悟到倒不是教师卖弄笔墨，而是他的话语配景本来等于如斯：幼年时在波士顿丘“拉丁中学”（是一间名校）就开动会拉丁文，在哈佛作本科生时专修的是法国玄学，二战入伍时期又学了汉文和日文，而他的德文和希伯莱文则有犹太东谈主的世代书香。除了法文外，他又兼及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据闻有一次他到意大利开会，早晨翻开报纸看后大谈中国新闻，别东谈主都跟魂不守舍，原来该地莫得英文报纸，他看的是意大利文报纸，竟无知觉。多年后有一次我到他家拜访，亲见他和夫东谈主吵架，原来闹的原因是他到底懂得几种话语，她夫东谈主说他至少懂十国话语，他对峙只懂六七种！我也看到他桌面上摆着刚从藏书楼借来的不少德通告。那时（大致五年前）他己退休，但仍然每天念书职责不懈，从他的住所走路上班，到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他的办公室仅须十分钟，他这种昼耕夜诵的精神，和费正清相通，亦然数十年如一日。我有时去费正清中心吃午餐，等于为了坐在他那一桌，和世东谈主沿路听他高睨大谈，规戒步地。其实他的成见比那些“中国通”（所谓China Watchers）学者更潜入，况且居然如斯，每每过后讲明他是对的，而研究中国政事多年的“中国通”反而错了。
我于今仍然认为史教师和那些“中国通”在沿路是浮滥他的可贵时期，他却从来不堤防。他的办公室的门遥远都是开的，任何东谈主都可以叩门而入，他也和任何东谈主都可以谈，只消你提倡一个特风趣的问题。我屡次和他单独碰面之前，都要想出一两个问题，有时想不出来则不敢见他，自后他却反过斗争常向我提倡问题。我在哈佛任教时，常在课外主判辨议或职责坊，他每请必到，致使不请自来，过后也会向我说：“你的职责坊比别的特风趣，我可以学到少许新东西。”这是我任教数十年最感幸运的事。我因此也奉从他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不外莫得他那么沉重。铭刻他在我方的退休会上说：多年来在哈佛任教，他感到很运道，可以从南来北往的各地学者中学到不少东西。这也许是谦词，也许确切他的一贯气派，但是我又怀疑：这些南来北往的拜访学者中又有若干东谈主的学问可以和他匹敌？
史华慈曾是费正清的及门弟子，但费教师就曾公开承认学问（尽头在想想史方一面）不如他。我又亲眼看到或读到他和其他顶尖学者“较量”的例子。有一次我旁听他和另外两位名教师开的一门研讨课：“西方想想在他国”，究诘的是俄国、中国和中东想想的相比，主讲俄国史的派普斯（Richard Pipes）亦然一位名教师，但所有这个词这个词课中主章所有这个词论说的却是史华慈，我信赖他也懂俄文和俄国史，而派普斯对汉文却一窍欠亨。还有一次，哈佛几位教师为反越战而斡旋举办演讲会，史教师继另一位俄国教师发言，几句话就推翻了他的论点。他还写过一篇名文，公开品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位海德格的女弟子、当年数一数二的欧陆想想家——就以中国传统为例，指出阿伦特太过偏疼古希腊的“民众”糊口（所谓vita activa），并认为此一模式不可行之于四海而齐准。我在芝大任教时，有一次请他来演讲，他又公开品评那时红得发紫的名教师布鲁姆（Alan Bloom），认为他对尼采的解释有问题。诸如斯类的例子，举不堪举。但是史华慈绝不是一个好胜或好出锋头的学者，可能他真的服膺学术上的节操和真谛，而真谛天然是愈辩愈明的。
我把史华慈视为我的师长致使我的“替代父亲”（surrogate father），这种“情结”天然在师徒关系上很盛大，正因为如斯，我偶尔也会不自发地“对抗”他。毕业后我为了教授而研究西方文学表面，而兼及文化想想表面，其时可能受了一种“业障”，认为我的教师的论点不够“表面性”，尽头是德里达解构之风袭卷好意思国粹府之后，我又认为吾师在此方面无以教我。不虞在他死灭前几年，有一次在路上遭遇他他劈头就问我一句：“Read any Derrida lately?”（最近看过德里达的书吗？），我一时不知所措。自后读他晚年的文章，内中不但引了德里达，况且也兼及萨依德（Edward Said）和其他理沦家。班教师深知连年来学术界的这种“表面转向”，但他精研表面后却不为所动，对峙他的中国文化本位。这一种执着，应该使那些在好意思教中国文化却处处娇傲西方表面的年青一辈（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汗颜吧。我当年对于吾师的下意志间的对抗何尝不亦然这种潜在的“西方上风论”在作祟？而吾师晚年实在达到的田地，至少我唯独登高弥止而仰叹。
我曾在一篇哀痛他的漫笔中写谈：临了一次去他的寓所看他，他已因癌症复发而卧病在床，医师早已无法可想，事实上他在等死，但却十分宁静，他像慈父相通向我和玉莹（那时咱们尚未成婚）问候糊口情况，目光慈蔼，我顿时感动起来，向他答复说：想提早退休，如斯可以多少许时期过一种“静想型糊口”，我那时不自发地用了他品评阿伦特的那篇文章中的两个字眼，竟然把“静想糊口”的拉丁文说成“vita contemplata”，他听后忽闪其词，但立即改良了我的话语过失：“不是contemplata，是contemplativa！当年我是念过拉丁文的。”临了这句话在大陆版《世纪末的反想》中出了一个小错，被置于引号之外，形成了我当年读过拉丁文！这个“我”的光圈不是我的，荣耀应了债我的业师。在该文临了，我提到他正在听巴哈的音乐。“每一次听都认为内涵很深。”我咫尺写此文时，也不自发地在听巴哈的音乐，尤其是那首Cantata Bwv 82号中的咏叹调，心中又涌起一股冲动：真想把这张由女中音Lorraine Hunt Liberson主唱的唱碟送给他，又怕他的在天之灵早已听过了。
不知谈我的教师的汉文姓名是谁起的，但确是恰如其东谈主：史（历史）—华（中华）—慈（仁慈）。
